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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应用简史 

人参应用简史
作者:88888888 日期:2015-8-3 10:29:23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对此药效精论,现代学者已经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了考察验证,确认《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人参医疗作用之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二)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使古代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为后世的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资料为根据编著的《武威汉代医简》;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由后人辑成的医学名著《伤寒论》等。

1972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医学简牍,共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在1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77号简为断简残文,其内容是:

梵四两消石二两人参方风细辛各一两肥枣五

第86号续,为正、背面书写,正面(86甲):

□□大风方雄黄丹沙□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人参/之各异/□三重盛药□□三石□□□三日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医药著作和珍贵文物,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人类记载人参临床应用情况的最早文献,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医圣张仲景(张机〕对东汉及其以前的中医中药著作于东汉末年写成著成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的《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奠定了中国医药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后散佚编纂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其权威性自不必说。《伤寒论》中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其中禹余粮丸有方无药),含有人参者,有21首,占总方数的18.58%。

以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业已形成的应用人参的规律和体系为根据,应当认定,我国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三)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孙思邈(581~682)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舍生忘死,战胜重重磨难和险阻,于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设佛坛传布戒律,与其弟子一道,广泛传授各个方面的学问,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鉴真当年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东大寺,至今还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以日本药学界近代著名学者朝比奈泰彦为首,于20世纪50年代组织全日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药学界人士,对每一种中药材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将研究成果辑成专著,于1955年以《正仓院药物》为书名正式出版。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该书系统记载了“正仓院北编号为第122号”的中药。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122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如果把它复原,以现代眼光看,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四)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不仅政府重视医药典籍的搜集和刊印发行,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也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在《本草纲目》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以它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李时珍对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药学文献倍加称颂,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证类本草》载:“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肺、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此见解在说明人参具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 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五)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前期的医药著作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作全面总结的,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六)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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