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先民创造和传承的长白山农耕文化的一条支脉，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是农耕、采集、狩猎技艺与习俗的复合体，是图腾、多神崇拜、神秘文化的精神科学的基础学问。

    人参文化博大精深，按照领导的要求，我准备讲一下人参的起源。

    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史料的主要来源有：实物的（如考古遗迹）、文字的（各种铭刻、文献与著作）、和口传的（如民歌）。我的研究注重年代，属于“年代学，是历史的辅助学科。

    一、人参的自然史。

    人参是地球发展史第三纪古老的孑遗植物，人称植物活化石。这个观点，源于中国著名的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学家、200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之一吴征镒院士的著述。他说,人参属植物起源于第三纪古热带山区的“东亚”、“北美”分布的植物区系成分，属的现代分布中心在中国西南部。洲际间断分布的情况说明了人参属的古老性。从种的分布来看，产于中国东北、朝鲜北部以及苏联远东地区的人参和产于北美东海岸的西洋参可能很早就同这一分布中心相隔离，它们在各自的分布区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第四纪冰川又大大缩小了分布范围，使它们仅作为古老的孑遗植物而残存着。（《人参属植物的三萜成分和分类系统、地理分布的关系》）

    这里的“第三纪” 是什么概念呢？地质年代新生代的第一个纪。纪,次于“代”一级的地质年代单位。本纪分为老第三纪和新第三纪。老第三纪约开始于6700万年前，结束于2500万年前；新第三纪约开始于2500万年前，结束于250万年前。新第三纪又分为在中新世和上新世。哺乳类、鸟类以及被子植物繁盛。人参属于被子植物，即距今2500万年前地球上被子植物中就有人参了，换言之，人参的自然史是2500万年。所谓孑遗植物，即遗留、余剩的植物。

    在地球上大约1000万-3000万的物种中，只有140万已经被命名或被简单地描述过。在这1000万-3000万种中，已经有四分之一的生物灭绝。仅1975-2000年短短25年就有50-100万种物种消亡，“人参是地球发展史第三纪幸存下来的古老植物”，更是通俗准确的表述。人参经过2500万年的严峻考验，坚强地存活至今，足见人参生命力之顽强，是名副其实的长寿神草。人类吃了长寿神草，必然延年益寿了。人参的药用价值很高，全草入药，驰名世界，宣传人参文化，是我们的光荣任务。

    二、中国人参的应用史

    人参是中国勇敢勤劳、聪明智慧的劳动人民，从全球40万种植物中发现的珍贵药材，无疑是伟大发现。人参不仅是我们伟大祖国医药宝库中的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也是我们的祖先为世界卫生保健事业提供的极为珍贵的药物。昔日，人参仅供帝王贵族享用，而今已冲出了亚洲，形成了全球“人参热”。经过5000余年历史人参的起源——在“中国人参在通化媒体行记者见面会”的发言.人参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是先民创造和传承的长白山农耕文化的一条支脉，具有独特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是农耕、采集、狩猎技艺与习俗的复合体，是图腾、多神崇拜、神秘文化的精神科学的基础学问。的严峻考验，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参是天地之精英，具有大补元气、扶正固本、抗疲劳、抗衰老、抗缺氧、抗癌等多种功能。

    那么中国人参应用史有几多年？我们过去总说2000年，是根据《神农本草经》讲的,一般人根据《神农本草经》定位2000年.这个观点太陈旧了，我们不能宣传了。

    台湾学者张志纯《人参科学研究（续）》：“韩国人参又称高丽参,世人誉为绿色黄金,其最早发现于公元前207年.”那时秦朝末年, 高丽参距今2218年。

    春秋时期的《范子计然》曰：“人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根据《范子计然》推算，中国人参应用史是2500年。

    为了维护中国人参的国际地位，笔者对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箙参父乙”盉的厚重的文化内涵做过初步的考证。根据考古学理论，“箙参父乙”盉，可解作“箙参氏为父乙”做的祭器。箙为氏族社会的一个图腾物，原为装箭的容器，证明那时已有了弓箭。弓箭对于蒙昧时代，乃是决定性武器。弓箭的发明，标志着原始社会的一大进步。我根据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箙参父乙” 盉上的字，考证出中国人参有3300年应用史。

    此文首先得到北京大学考古系高明教授的肯定，“把人参的历史推延千有余年”，后经高明教授的推荐，又得到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的称赞，“发前人所未发，实在是个创见。”1992年在长春国际人参研讨会上，我宣读论文时，引起轰动。拙作《中国人参文化》一书出版后，经新华社周长庆先生的报道，从人民日报（海外版）到香港、泰国、菲律宾、美国的国际日报、侨报，以及专业报刊，大概有30多家媒体做了报道和评论。上海中医大学王筠默教授看到我的《中国人参文化》一书后，称赞“振聋发聩，蜚声千秋矣。”

    今天看来这个观点又有些滞后了，科学研究总是在发展的。

    从1992年到今天,19年过去了,我又有了新的成果,中国人参具有5000年应用史。是根据姓名学推算出来的。

    1996年，宋承吉教授在《人参研究》杂志发表《仰韶文化与中国人参》提出，人参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相伴而行，具有5000年以上的应用史。我根据姓名学，为宋教授的观点提供了一个证据。

    三皇五帝的颛顼的后裔“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聩(tui颓)，是生六子。孕三年，启其左胁，三人出焉；破其右胁，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为昆吾，二曰惠连，是为参胡，三曰……昆吾者，卫是也，参胡者，韩是也……”。（《世本•帝系篇》）演义地讲，陆柊的妻子女聩，具有超强的生育能力，别的女人“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女聩怀孕三年，肚子出奇的大，好像在肚子上扣了一口锅，家里家外的活什么也不能干了，只好仰卧在床上休息了，家人吓坏了，急坏了，到通化师范学院教授孙文采52 中国人参人参杂谈了生产那一天，困难极了，等了三天三夜也没有生出来，只好剖腹产了，助产婆估计不止一个，先准备几根小绳子做记号，然后用锋利的石刀片，先把右腹赤楞一下拉开了，急忙拿出一个孩子用一根小绳系在胳膊上，再拿出第二个，又用两根小绳把孩子……，右腹的孩子拿出来了，左腹的孩子没有取出来，助产婆休息了一会，然后用锋利的石刀片，先把左腹一下拉开了又一流气生下3个，加在一起，一共是6个孩子，简直是六六大顺了。6个孩子红虾虾的，都是男孩，好像一窝小猫崽，手摇摇，脚蹬蹬，屋里哇啦直叫唤，全家人都高兴。

    这里记载的女聩生六子，今人一时难以相信。据1998年第2期《看世界》杂志载《福兮祸兮7胞胎》一文称：当今世界已有7例7胞胎，美国已有2例。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这里“参胡者，韩是也”为关键词语，解开此句便找到参胡在何处了。

    那么韩地在何处？《辞源》：“韩，古国名。战国时晋大夫韩氏与赵魏分晋，列为诸候。在今河南中部山西东南地”。参胡在“山西东南地”，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韩地的上党地区，恰好是古代人参主产区。《人参谱》如此记曰：

“上党，今山西潞安府天文参井分野，其最高，与天同党，故曰上党。居天下之脊，得日月雨露之气独全，故产人参为最良。

    紫团山潞安府东南壶关县境，尤为参星所照临者也。”紫团山，在山西壶关县树掌镇境内。羊头山位于山西省南境，泽潞二郡交界处，高平、长子、长治三县之间。羊头山上古有神农城、神农井、神农庙、神农冢。神农采药“尝一日而遇七十毒”，很可能在那里采到人参。

    姓氏是一种文化，关系人的历史和血脉。研究表明，男性的精子中带有x、y两种染色体，女性卵子中带有x染色体。所以y染色体是男性特有的，只能由男性遗传。因此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不是笑话，是科学。古代男子称氏，妇女称姓。祖先造姓不拘一格，或以国号邑名，或以爵位谥封，或以官职技艺，或以德行著闻。姓氏铭刻着祖宗的功业、荣崇和辉煌。古人以封邑为氏者多矣。“陆终第二子参胡，参氏其后也。”便是一例。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炎帝神农氏与黄帝有熊氏是一家人。五帝皆为黄帝的后裔。惠连为黄帝9世孙。古人生育早，15岁可为一世，9世为120年。神农氏生活在古代人参主产区。他到处采药，肯定会采到人参的。以神农氏采药推断，中国人参药用史应是4680余年。笔者的推断与宋承吉先生的推断是相近的。为了维护中国人参崇高的国际地位,我们应该宣传这个观点。

    当代中国很难找到姓“参”的了。中国的姓，比较复杂，也没有美国姓的复杂，他们什么都敢姓，美国姓疯狂、棺材、咳嗽、地狱、\毒药、强奸犯、刽子手，中国动物姓有牛、马、羊、熊，美国姓有狼、鸟、狐狸、公鸡等、中国植物姓杨、柳，美国姓苹果、橘子、大米、小麦等。

    三、 上党人参绝对是真人参

    上党人参在海内外也有争议。

    其一、药学书中有记载，上党人参为真人参。《名医别录》：“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 《一统志》：“（紫团山）山出人参，名紫团参。”《本草备忘》：“人参向以上党为贵。”都说明上党人参为真人参。

    勿庸违言，由人参与党参二者性能有其共性。王筠默教授在《中药研究与文献检索》一书称，党参与人参性能大致相同，但较弱，故补益方中的人参可用重剂量的党参代，如四君子汤、归脾汤等。但因党参补气的力量甚差，故对亡阳休克病人，仍宜用人参。

    其二、潞州人参有全图，《大观本草》和《图经本草》上明确标注“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的人参图。将潞州人参图与长白山人参图相比较，以不可动摇的事实证实上党人参为真人参。正如《本草纲目》一书所说：“宋苏颂《图经本草》所绘潞州者，三丫五叶真人参也。”

    其三、地方志里记载， 《山西通志》： “ 唐常贡上党郡贡人参二百小两。”《寰宇记》：“潞州土产石蜜、人参、墨、紫草、麻布。”另在《九域志》、《人参谱》、《唐书》、《壶关县志》等中都有上党人参为真人参的记载。尤其是《潞安府志》关于人参的记载，特别具有科学价值。

    《潞安府志》（1726年）一书卷八风俗后“物产篇•药属”，在71味药物中，“党参”排列在首位。我们的老祖宗，生怕后代产生误解，在党参一名的下方，对人参用了112个小字加以注释，白纸黑字，注得非常清楚，多年来看过此类文章，谁也没引用过，却在那里发表文章否定上党人参是真人参，现用黑体字印出,标点为笔者所加：

    “古有人参，见唐韩翃《送客之上党》诗，原出壶关紫团山参园。前明已垦而田矣，而索者犹未已。张翰林铎谓其遍剃岩薮，根株鲜获，而人慕虚名，寺膺实害。每值易参，僧以倍价市之。逮系弥旬，吏缘为奸。又司捕者，假以巡察横索参钱，山僧敛而纳之，至鬻钵。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见书影二）

    1、《范子计然》书影 2、《潞安府志》书影

    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潞安府志》为1726年出版，据今近280 余年。潞安，府名，治所在长治，辖境相当今山西省长治、襄垣、黎城、长子、屯留、平顺、壶关等县地。历史出产人参。有些人不喜欢查阅地方志，有很多宝贵资料在睡大觉。

    党参和人参不是一种药材， 是两种药材，把此段话缩小一下：“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笔者喜欢刨根问底，翻查过许多相关的资料，没有一人引用过这段话。

    山西地方志的作者是负历史责任的，当年是这样，后来也是这样，代代相Chinese Ginseng Monthly 53传，实在是难能可贵。在《潞安府志》的166年后修订的《山西通志》（1892）卷一百、风土记下，又加上一段话，明确地指出：“《植物名实图考》党参今系蔓生似沙参苗，而根长至尺余，俗以代人参，殊欠考核。”

    《山西通志》在1892年出版的时候，张锡纯是32岁，他的生活年代是1860年~1933年间。张锡纯不该混淆是非，不应该说“上党人参是党参”，这给后世留下罹难，正如资深的人参专家王筠默教授所指出的，张锡纯不是考据专家，又无历代文献依据，所言令人难以置信。（见《中成药》）

    四、长白山人参应用史

    学院派是非常重视文献的。春秋时期的越国范蠡《范子计然》云：“人参出上党，状如人者善。”汉末《名医别录》云：“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通化地处辽东长白山区。中国人参历史悠久，通化地区人参历史久远。公元前108年，西汉在辽东地区建立地方政权玄菟郡，而集安当时即为玄菟郡属下的高句丽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始建丸都国内城。国内城作为高句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400多年。

    杨升庵《药市赋》云：“人参三桠来自高句骊之国”。这是集安人参起源的重要的史料佐证。由此看来，集安人参起源于汉代。西汉黄门令史游撰《急就篇》是童蒙读本，书中“远志、续断、参、土瓜。”之“参”即“人参”，足以说明人参在汉朝已经普遍为民众所用了。

    《太平御览》9 9 1药部人参条云：“慕容晃与顾和书曰，今致人参十斤”。顾和是晋朝大夫。慕容晃于公元337年始称燕王，并于公元342年曾攻打过高句丽，“毁丸都城而还”，这里的“丸都城”即今地处长白山区的集安。以此推算，长白山人参应用史，至少有1700余年。

    近几年对满族研究比较热，建了不少馆，我也被聘为白山市“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专家委员会委员”，也看了不少文章，有的不够实事求是，著名的满族文化学家富育光先生说，把一些不是满族的东西硬往满族身上按，是不妥当的。在人参加工\栽培史、加工史的研究上也存在这个问题。

    五、人参栽培史

    .人参的栽培，最早起于《晋书•石勒载记》，距今有1660余年。

    《石勒载记》云：“勒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入状。”

    在同一时期，可能在上党地区的紫团山之北麓紫团洞之东北6里，羊肠坂中间，约有数十亩土地，周围石墙天成，是慈云寺专种人参的地方。其北墙拱盖云寺的对面的种参之地，天设一照壁，盖此紫团深处山之灵秀，钟聚于此，故产人参，名曰“参园”。由于吃人参可以长寿不老，因此参园又叫“南极园”。

    六、人参加工史

    惯性认为，人参加工是始于努尔哈赤。杨宾《柳边纪略》：“先以水渍参，明人佯不欲市，边人恐朽败，急售，多不得价，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参始此。近又以煮则味薄，改而蒸矣。”王雪庵《三宝》“先之热汤煮，继以活火烤”，并注曰：“初，我朝与明互市。明以人参不能持久，故抑其值，我朝恐其腐败也，每贱价售，太祖乃教以制熟之法。”太祖即努尔哈赤。此说流传甚广，似乎已经定论。

    其实,宋朝、明朝都有不同记载。北宋徐兢《高丽图经》云：“高丽人参生熟二等，生者色白体虚，药用味全，然经夏暑易蠹之。若经汤釜熟者耐久则贮之”。生参药用味全；熟参药用味薄，故后来改为蒸参，在蒸煮过程中损失一些有效成分。但是熟人参，可以“耐久则贮之”。

    于条件, 笔者没有查出徐兢的生卒年月, 他生活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所著《高丽图经》,却获得“徽宗喜悦,召对赐出身,累官大宗丞,兼掌书学”。努尔哈赤生活年代为1559—1626,大致相差470余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不可小视，整个清代仅是269年。

    科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是“整理事实”（达尔文语），不可强调一个民族,而损害中华文化.我们应该和竞争国争先后.不可与本国民族争高下，切切不能做亲痛仇快、误国害国之事。不知不怪，明知故泯，是狭隘的学术品德问题。科学研究不能停止不前，以上所述的6个问题，愿与同行们继续深入探讨。